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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官污吏_滥官污吏的意思

zmhk 2024-05-12 人已围观

简介贪官污吏_滥官污吏的意思       对于贪官污吏的话题,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和讨论,并提供相关的资讯和建议。1.儒林外史中贪官污吏的典型形象有2.贪官污吏是如何产生的?3.古代四大著名贪官都是谁4.古代是

贪官污吏_滥官污吏的意思

       对于贪官污吏的话题,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和讨论,并提供相关的资讯和建议。

1.儒林外史中贪官污吏的典型形象有

2.贪官污吏是如何产生的?

3.古代四大著名贪官都是谁

4.古代是怎么惩治贪官的

5.宋朝为什么要对官员贪污定罪那么轻,到底是何目的?

贪官污吏_滥官污吏的意思

儒林外史中贪官污吏的典型形象有

       汤奉、王惠。《儒林外史》是清代吴敬梓创作的长篇小说,成书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或稍前,现以抄本传世,初刻于嘉庆八年(1803年)。《儒林外史》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包括腐儒典型:懦弱迂腐、执着的范进、周进。贪官污吏典型:残忍世故、贪污无情的知县汤奉,贪财、无立场、虚伪薄情的王惠。八股迷典型:迷信八股,热衷举业的马静、鲁编修。正面典型:从小聪明颖悟、勤奋好学,但鄙视功名、宁愿去过隐姓埋名生活的王冕,淡泊名利、傲视权贵、追求自由、慷慨大方的杜少卿。还有本是贫寒青年,但在黑暗社会的熏染下逐渐腐蚀变质,抛弃糟糠之妻,成了忘恩负义的卑鄙小人的匡超人。

贪官污吏是如何产生的?

       历史上真实的和珅,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很有才学,很有权谋。嘉庆把和珅扳倒以后查他的家产,光白银就有8亿两,再加上其他珍稀古玩,得有10亿两往上。那个时候大清一年的全国财政收入也不过是白银7000万两。其实乾隆帝之父雍正帝虽以打击贪腐著称,然而他在位期间,清廷对贪贿的封疆大吏,尚且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处置大抵以抄家、流放为主。

       和珅出生于1750年,卒于1799年,字致斋,原名善保,满洲正红旗人。和珅出身是不错的,他出身于满族贵胄,可他小时候运气不是很好,三岁那年亲生母亲死了,九岁那年自己爹又没了。所以在家族里面,他受兄弟排挤,小和珅就咬牙切齿地说我将来要出人头地。

       乾隆帝在位后期,自以为“十全武功”志得意满,沉溺于个人奢侈享受。而和珅在整顿财政,敛财积蓄方面,算得上百年一出的天才。他不止将偌大一个大清帝国的财政打理得井井有条;也通过创办议罪银制度,把钱从贪官墨吏的手中,不经过户部国库,而直接搜刮到了乾隆帝自己的小金库里,有效供应了乾隆帝的奢靡生活和享乐,因此才得到了乾隆帝的极度信任和重用。

古代四大著名贪官都是谁

       在一片茂密的大森林里,虎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残暴不仁,谁要是胆敢反对他,他就把谁抓来当晚餐。他贪婪成性,广收贿赂。快过年了,棕熊给他拖来一匹斑马,他立即封棕熊为丞相。狐狸进贡了两只野兔,便如愿以偿当上了外交大臣。大将军金钱豹一直没什么动静,大年初一就被虎王派去镇守黑风口,结果不到一个星期就被人类给捕杀了。

       在虎王的统治下,大森林里贪污腐化之风日益猖獗,反抗的种子渐渐萌发,愤怒的火苗终于熊熊燃烧起来。猴王首先揭竿而起,他拉起一支队伍,攻占了一座山头,建立了一个新的动物王国。

       大森林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终于给上帝知道了,他向虎王发出了严重警告,责令虎王立即整改森林里的歪风邪气。

       虎王紧急召集文武大臣,主持整风动员大会。会上,他痛斥官员们贪污腐化,挥霍无度。同时,他倡导勤政爱民,强调要提高森林居民的幸福指数,并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将以身作则,率先垂范。随后,文武大臣纷纷上台,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演,表达了反腐倡廉的决心。

       会后,黑熊带了两只野牛献给虎王。虎王心情大好,对黑熊说:“都夸你聪明,你有什么好主意,尽管和我说一说。”

       黑熊乘机进言:“大王英明神武,住在这里实在不合适,应该修建一座虎王宫,才能彰显大王的气派。”

       虎王点点头,开心地说:“果然是个好主意!给你一万两黄金,马上去办。”

       于是,攻打猴王国的计划搁浅,虎王心里只有虎王宫。

       丞相棕熊听说要建虎王宫,忙献上一匹野马,对虎王说:“大王要修建虎王宫,最好派一个心腹大臣去监督工程质量。”

       虎王觉得这话有理,便命棕熊负责监督工程质量。

       随后,黑熊带了五百两黄金去拜访棕熊,棕熊心领神会,说:“虎王命我监督工程质量,其实也没什么必要,有老弟坐镇,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黑熊心满意足,打道回府。

       豺狼带了礼物来拜访黑熊,黑熊给他三千两黄金,叫他负责采购各种建材。豺狼面有难色,说:“三千两,光买木材都不够啊。”

       黑熊不耐烦地说:“你就不会动动脑子?就三千两,你爱干就干,不干拉倒。”

       随后,黑熊又给猎豹三千两黄金,叫他负责修建;给野狗一千两黄金,叫他负责油漆;给狐狸一百两黄金,叫他打理屋面。剩下的二千多两黄金就全部落入了自家腰包。

       豺狼去买柱子、屋梁和檩子,一算账,要二千两黄金。他使劲摇着头说:“这怎么行呢?总共才三千两黄金,这么干下去只怕连老本都要赔进去了。”他命令手下用木屑粘成一根根柱子、大梁和檩子,外面包上木纹纸。

       猎豹开始请了一万个工匠,只干了一天,就心疼地叫道:“不行!一天就花了一百两金子,这样下去我会连老本都赔光的。”他辞退了九千个工匠,叫剩下的工匠把斧头凿子都扔掉,吩咐完全不用榫卯结构,一律用胶水粘就行了。老山羊干木工十几年了,说:“不用榫卯,那会散架的。”猎豹两眼一瞪,咧开嘴,露出白森森的牙齿,恶狠狠地说:“用榫卯也行,不过我一天只能给你一块钱,让你买瓶矿泉水,你干不干?”吓得老山羊连连后退,再也不敢吭声。

古代是怎么惩治贪官的

       1、梁冀

       东汉时期的梁冀被人们称为“跋扈将军”,曾任大将军之职,在朝中横行几十年,专权贪财人所共知,一些看不惯他的大臣上书弹劾,都被杀害。

       后来皇帝先发制人夺回军政大权,梁冀被迫自杀,其党羽三百多人皆被处置。皇帝下令抄梁冀的家,结果得钱三十多亿,都顶得上国家一半的税收。

       2、石崇

       石崇这个人做过荆州刺史,官儿不大,但贪财却毫不含糊。设置关卡进行拦截,凡是过往的客商都得交钱才能离开,正因为敛财巨大,所以才能养活几百姬妾,生活极其奢,石崇还曾和晋武帝的舅舅比谁最有钱,在当时可是出了名的富可敌国。

       对厕所是情有独钟,装饰得比客厅都要华美,上个厕所一群美女服侍着,出来就要换一身一服。可是就是因为太过炫富,八王之乱的时候被人诬陷处死。

       3、陈自强

       字勉之。南宋中期宰相,贪官。福建长乐人。淳熙五年 (1178) 戊戌进士。庆元初以曾为权相韩侂胄童蒙师,累擢右正言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右丞相,显贵无比。事朝韩氏,每以恩主尊之,朝野鄙之。侂胄既诛,诏责自强阿附充位,贬雷州,死于贬所。

       事详《宋史》:传其衣冠归葬北门顶月楼里山,世称"白衣宰相"。解放初墓毁:出土寿山石俑数十件。

       4、严嵩

       严嵩在明朝官做到了阁老,也可以说和宰相差不多了,不仅是个奸臣,贪财也是有一手。嘉靖皇帝后来处置严嵩,抄家光黄金都多达三万多两,白银二百多万,其他实物更是不能计数(据说家中的藏品比皇宫还多)。

       明朝年税收平均下来只有几百万两白银,光一个严嵩就顶朝廷数年税收了。只可惜物极必反,严嵩最后终于落得个家破人亡。

       5、和坤

       和珅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贪官之一。跟随乾隆皇帝,擅长讨好主子(当然也有一定的办事能力),跟乾隆都成了亲家,然而最后还是没有逃脱被嘉庆皇帝处死的命运。嘉庆皇帝下令抄家,据说共收缴约八亿两白银的钱物,顶得上朝廷数十年的收入。

       据说朝廷在和珅府墙壁里取出来三万多两黄金,地窖里发现三百多万两白银,土地、房屋、金银玉器、文玩古董更是不计其数,总的算起来能达到二十多亿两白银。

       百度百科-和珅

       百度百科-贪官

       百度百科-石崇

宋朝为什么要对官员贪污定罪那么轻,到底是何目的?

       夏商周

       对贪污罪的规定自国家伊始就有,中国古代国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4000多年的夏王朝,从古人留下的史料中能寻觅到夏朝法律的踪迹,令人赞叹的是当时已经有了惩治贪污贿赂的规定。夏朝对犯“昏”、“贼”、“墨”三罪的都要处以死刑。

       其中“昏”指自己做了坏事而窃取他人的美名,“贼”指肆无忌惮地杀人,而“墨”指的就是官员违法乱纪。夏朝这一对官员违法乱纪的处罚规定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刑事法律中对贪污犯罪的最早规定。

       夏以后是商,商朝制定了官刑,其中把对官吏贪赃枉法的惩罚作为主要内容之一,要求官员不得贪求财物美色。

       商之后的西周制定了一部重要的法典《吕刑》,规定了司法官员的5种职务犯罪——“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中的“惟货”和“惟来”分别指敲诈勒索,行贿受贿和接受请托,贪赃枉法。

       汉朝

       官吏若贪赃枉法,禁子孙做官。

       汉朝官吏的贪污受贿犯罪活动种类愈加繁多,大致有受财枉法(即收受他人的财物而歪曲法律)、监守自盗(即利用职权窃取自己执掌、管理的国家财物的行为)、挪用公款公物、卖官鬻爵等。

       法律对贪污受贿的官吏往往处以重刑,包括免官、禁锢、徒刑直至弃市。禁锢指子孙禁止做官,这种禁止往往能沿袭三代。而弃市指判处死刑。

       唐朝

       收受贿赂一尺绢 得挨杖责一百下

       《唐律疏议》首先以国家大法的形式把有关惩治贪赃犯罪的规定作为法律固定了下来。首先在总则性质的《名例律》中规定了“六赃”,即6种非法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然后又将其中牵涉官吏的犯罪专门规定于《职制律》中。主要包括:

       受财枉法,即官吏收受当事人的贿赂而枉法裁判的,收受贿赂一尺(唐代计算赃物时先把它折算成绢数)杖责100下,一匹杖责加倍,15匹可判处死刑。

       受财不枉法,即官吏虽收受当事人贿赂但并没有枉法裁判,此种情况下,一尺杖责90下,两匹加倍,30匹要被遣送到指定的边远地区并强制服劳役3年,即“流”刑。

       收所监临,指主管官员收受其管辖范围内的钱财货物的行为,收受一尺受荆条鞭打40下,一匹加倍;8匹要剥夺人身自由一年并强制劳动,16匹加倍,50匹流放2000里。

       坐赃,即官吏利用不正当手段获取本不该属于自己的利益,获利一尺受荆条鞭打20下,一匹加倍;10匹的判处徒刑一年,20匹加倍,最高判处徒刑3年。

       宋朝

       贪赃官吏连坐制,累及上司和子孙。

       宋朝对贪污犯罪沿用了唐朝的大部分规定,同时在有些方面加重了量刑。并且对犯罪官吏实行连坐制,即一个官员犯贪污罪,其上司和曾举荐过他的官员都要受到处罚,有时甚至要影响子孙的仕途。

       元朝

       贪银不足半两的按法律免去官职

       元代对贪污行为的法律规定较为全面,但与前代相比,在量刑上要宽大得多。

       贪赃枉法的,贪银不足半两的,按照法律免去官职;半两至5两的,受荆条鞭打47下;5两至10两的,受荆条鞭打57下;10两到25两的,杖责77下;50两以上的,杖责107下。贪赃不枉法的处罚则更为宽大,贪银150两才杖责107下并免去官职,不再聘任。

       明朝

       严刑峻法治污吏,情节严重者处死。

       明太祖朱元璋执政后对贪官污吏的惩治较唐宋更严、更彻底,制定了一系列严刑峻法,重典治吏,严惩污吏。处罚原则主要有:对情节严重的处以斩刑、绞刑;实行严厉的经济制裁;罢免官职,永不聘用。

       这些规定主要集中在《大明律》中:监守自盗,满40贯即处绞刑;贪赃枉法(收受贿赂从而歪曲法律),满80贯处绞刑;贪赃不枉法(虽受贿但并未歪曲法律),满120贯杖责100下,流放3000里。

       清朝

       贪官一旦被举报,革职抄家再处罚。

       清代的基本法律《大清律例》以明代的《大明律》为蓝本, 也规定了官吏监守自盗(今天意义上的贪污)和受赃(受贿)等罪。清朝官员贪污,只要被参奏,首先就是被革职,查出端倪之后就被抄家即没收所有家产,然后再根据查实的犯罪情节分别给予不同程度的刑事处罚。

       除了刑事处罚之外,对于贪污但涉案不深的官吏则可采取行政处罚,包括革职、停止提升、经济赔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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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上,虽然各朝代都有倡廉与惩腐的法律与举措,而且有的惩腐的法律相当详备而酷烈,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封建专制下的腐败问题。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封建社会君主的权力至高无上,君主凌驾于法律之上,有权立法,也可以随时破坏法制,帝王对官员首先要求是“忠”,其次才是“廉”。第二,古代惩贪律令也有特权法色彩,往往是“严下吏之贪,而不问上官”。有时法律明确规定达官显贵犯罪享有“先请”、“八议”等,有“刑不上大夫”的特权,缺乏公平、公正,其效力自然要大打折扣。第三,立法严而执法宽。越到各王朝的后期越是如此,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致使法律变成一纸空文,贪官横行,腐败蔓延,成为导致政权覆灭的主要因素。现将刊载于甘肃省纪委《党风通讯》中的这篇文章(题目及文中内容有改动)推荐给大家,以期古为今鉴,对我们今天的反腐倡廉工作有所裨益。

       一、“三风十愆”罪。

       这是商初的官刑。官刑是针对官吏专门制定的刑罚,以警戒公卿百官。此系商朝总结夏朝灭亡的教训而制定的法律。“三风”即巫风、*风、乱风,是存在于官僚阶层的三种不良风气。“十愆”(愆〔qiān〕的意思是过失)是三风的具体表现,包括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殉于货、色,恒于游、畋(畋〔tián〕的意思是耕种或狩猎),侮圣言,逆忠直,远耆(耆〔qí〕的意思也指老)德,比顽童等,即:经常在宫中舞蹈;随便在官府等处狂歌;贪得财富、美色;迷恋游乐、狩猎;蔑视圣人教导;拒绝忠直之言;疏远德高望重的长者;亲近奸nìnɡ〕的意思是用花言巧语谄媚人)小人;等等。这些不良风气,“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所以,对此处罚很重,“臣下不匡,其刑墨”,就是说官员若不匡正国君,就要在脸上刺刻印记并涂墨。以后,“三风十愆”罪以各种刑名散见于各代法律,如各朝代选官吏时往往要考察被选拔者是否有恋财、好色、嗜赌、贪杯、玩物丧志等不良嗜好,有不良嗜好者不能入仕。李悝的《法经》规定,太子赌博经两次笞劝无效则更立(改立他人)。对太子尚且如此严厉,对一般官吏自然不会宽松,那些惯于游山玩水、精于吃喝乐舞、沉溺于酒绿灯红的官吏,势必难以像如今某些官员那样潇洒自在。

       二、职务连坐。为商鞅变法时首先实行,汉武帝时归入特制的“见知故纵之法”。此法是对国家官吏实行连坐,上对下、下对上均承担连坐责任,实行责任追究。如果对自己的上级或下级官吏的违法乱政行为知而不举则坐以同罪。东汉沿袭西汉法律,如建和元年(公元147年)下诏:“长吏赃满三十万而不纠举者,刺史、二千石以纵避为罪。”是说对赃官之贪行,刺史、郡守都负有纠举之责,如果失职,也要受到惩处。明朝规定,属员贪赃,主管连坐。清朝贪官受惩,连坐属员。这一法律对防止官吏互相袒护、互相包庇而乱政害政起了很大作用。有此法,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老好人主义”就行不通。

       三、保任连坐。即被推荐和任命的官吏犯罪,推荐和任命者须连坐。此法在秦、唐、宋等朝代均实行。《史记·范睢列传》载:“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宋史·刑法志》记载,宋朝防止官员贪赃枉法有两种办法:一是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官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作保。按规定,官员不得保举有贪赃行为的官员转正。宋朝还有试用官员犯罪两次就除名的规定。二是某官员犯贪赃罪,其上司、曾荐举过他的官员都要受到处罚。此类法律给用人失察者亮起了“红灯”,促使推荐和任命官吏者尽可能对被举荐者的人品、才学、德行、能力进行全面的了解,有利于防止在任用官吏上的徇私舞弊行为,保证官吏的素质。

       四、犯令、废令罪。1975年出土的云梦《秦简·法律答问》里写道:“令曰勿为而为之,是为‘犯令’;令曰为之弗为,是为‘废令’也。”即法律要求做的不做或法律不允许做却做了的,均属违法犯罪行为,该受惩罚。此法《秦律》首先实行,以后唐、明等朝均设其罪。可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和令不行、禁不止,在中国古代是轻则丢官、重则掉脑袋的罪行。

       五、谎报、虚报政绩罪。自报、指使下属或授意他人谎报、虚 报均属此列。此罪《唐律》收入《诈伪》篇,《明律》归入“奸党罪”,清代则入《大清律》,虚报政绩,“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是明令禁止的,触犯者要受到严厉处罚。

       六、禁锢。所谓禁锢,就是中国古代对犯罪官吏本人及其亲友终身禁止做官的制度。禁锢属于资格刑,它剥夺的是犯罪人的政治权利。早在《左传》中就有禁锢的记载,从汉至隋,禁锢都作为赃罪的附加罪而存在。东汉本初元年(公元146年)下诏:“赃吏子孙,不得察举。”即贪官子孙不得当官,可见贪官之贪行,要影响到子孙的前程。晋律中规定官吏贪污,罪不至死者,虽遇赦,仍禁锢终身,有时被禁锢的人,即使解除禁锢仍不能与平民享有同样的权利。后世各朝改禁锢为“永不叙用”。

       七、请托说情罪。《唐律·职制》“有所请求条”明确规定,没有使用财物而仅靠人情向主管人员求办某事,也要禁止。“监临势要”(非主管人员)替别人请托,只要开口,就要杖一百;如果枉法,和“监临主司”(主管人员)同等处罚。《大清·律》对说情受钱者,则“计赃从重论”。这对拉关系、走后门、说情风均起到遏制作用。

       八、奸党罪。这个罪名为朱元璋首创,载于《大明律》。有人 说此罪名是“明祖猜忌臣下、无弊不防所定之律”,但从其包含的内容来看,对于整肃政风有积极的意义。如向皇上进谗言、借刀杀人、蒙蔽圣上、交结朋党、拉帮结伙、破坏朝纲等均属奸党罪,犯此罪本人处斩,妻、子为奴,财产没收。

       九、重刑治腐。从量刑上看,对官吏犯罪的法律惩罚重于常人。贪赃受贿的刑事责任远比盗窃为重。在《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可看出,在秦朝,“通一钱者,黥为城旦”。即行贿受贿达到一个铜钱,就要受到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刑罚。《魏书·张衮传》里记载,北魏时,监临官(主管和执行管员)“受羊一只,酒一斛者,罪至大辟”,即死刑。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定律:“义赃(徇私贿赂)一匹,枉法无多少皆死。 ”唐律则规定,监临主司(主管官员)受财枉法,受贿相当于一尺绢的,要判处杖刑一百,并 且一匹加一等,十五匹判处绞刑。而常人(普通百姓)盗窃,即使五十匹,只是流放服役而已。唐律还规定,官吏间接受财物也要处刑。如官员在其管辖范围内收受百姓财物、牛羊瓜果等供馈,或向百姓借贷财物,役使人力等,均以贪污罪论处,以防止官吏对下属及百姓吃拿卡要、敲诈勒索。惩腐最严厉的是明太祖朱元璋,《大明律》对官吏贪污、受贿等罪所定的条目多而详,而且往往要处以凌迟、挑筋、剥皮实草等酷刑。属员贪赃,主官连坐;父祖贪赃,子孙连坐。清朝将惩贪治吏作为治理国家的“第一要务”,对贪官多“赐令自尽”,连坐属员。有学者对唐宋明清四朝正七品官月俸数与当时的贪污受贿数额作过比较,结论是当时官吏贪污受贿相当于正七品官一个多月甚至低于一个月的俸禄,就要被绞杀。

       十、不赦贪官。中国古代的法规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固定下来的法律条文;另一类是封建帝王颁发的诏、敕(敕〔chì〕的意思是告诫或自上命下之 词)、诰、旨、上谕等,后者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封建帝王出于种种原因,常常大赦天下以示仁政,但历览古代大赦史,罕见赦及贪官污吏者。唐王朝是历史上下诏大赦最频繁的朝代之一,但都不赦赃官。唐太宗于贞观四年颁布赦令,罪无轻重,包括死罪在内皆赦免,但赦令中特别申明:枉法受财之赃官不在赦列。“安史之乱”后唐由盛转衰,唐肃宗以天下未定颁布赦令:天下囚徒,凡死罪者减为流放,流放罪以下一律赦免,但亦申明官吏贪赃枉法者不在赦免之列。尔后文宗、宣宗、懿宗、禧宗等皇帝的大赦令中,均特申官吏犯赃不予赦免。宋王朝亦确定官吏贪赃为不赦之罪,还将赃官定为与“十恶杀人者”同罪。金世宗完颜雍也明确规定:“吏犯赃罪,虽令赦不叙。”

       古代一些统治者也重视人民群众对官吏的监督。如明朝在动员社会力量治理官员方面很有特色,《明史·刑法志》记载,“揭诸司犯法者于申明亭以示戒”。设立“申明亭”,将犯轻罪官吏的犯罪事实公之于众,以示惩戒。还允许民众将害民恶吏“绑缚赴京治罪”,各级官府“敢有阻拦者,全家族诛”。这些做法对贪官污吏有一定的震慑作用。

       在中国古代,官员贪污腐败是一直存在的现象。历朝历代不管是在防范官员贪污还是在惩戒贪污官员方面都制定了很多措施,甚至有些措施严酷至极。但比较有趣的是,与其他动用很多残酷的手段去惩戒贪污官员的王朝相比,宋朝对贪污官员定罪惩罚较轻,但有宋一代整体而言官僚群体贪赃的程度却并不太高,那么这是由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在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前,我们要先简要的说明一下与其他朝代相比,为什么说宋朝对贪污官员定罪惩罚较轻。

       有宋一代,除了太祖太宗朝曾处死大量贪赃的官员外,自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处死了贪赃的晋城县令王瑛、其章县主簿苗文思二人后,一直到南宋灭亡,期间两百多年就再也没有对贪污的官员判处死刑。

       除了不判处死刑外,宋朝对贪污官员的惩戒也可以说是越来越轻。如北宋真宗朝对贪污的官员进行惩罚时,往往是判其“杖脊、黥面、流放”,即杖打脊背、脸上刺字涂墨和流放荒僻之处。因此到了仁宗时,有都官员外郎邓馀庆、监兴平县酒税何承勋二人贪污本应处死,结果朝廷只判了他们“贷死、杖脊、配广南牢城”。

       到了宋神宗的时候,知审刑院苏颂认为“古者刑不上大夫”,对贪污的士大夫处以杖脊和黥面“恐侮辱衣冠”,所以在神宗朝北宋朝廷惩戒贪官时连杖脊和黥面也不再使用,只是将其流放远方。南宋时的宋朝皇帝虽然多次想恢复杖脊、黥面甚至死刑,但除了一开始处理极少数官员外,最终也都不了了之。

       那么除了宋朝以外的其他朝代是怎样反腐的呢?

       以宋朝以前的唐朝和之后的明朝为例。唐朝的《唐律疏议》规定:“监临主司如受财枉法,十五匹则绞(死)”,所以唐代宗永泰二年(766),宣州刺史李佚因为贪污被直接在众人面前“杖毙”并籍没其家。

       明朝明太祖朱元璋高压反腐手段更是严酷,他曾下令:“为惜民命,犯官吏贪赃满六十两者,一律处死,决不宽贷”,同时明太祖还采取了“剥皮充草、挑筋、断指、断手、削膝盖”等一系列刑罚作为对贪官的惩罚措施。尽管唐宋就处理贪官污吏而言都较为严格甚至严酷,但并没有取得什么太好的效果。甚至“高压反腐”的明太祖在晚年发出:“吾欲除贪官污吏,却奈何朝杀而暮犯”的感慨。

       因此与宋朝官僚群体相比,反而是唐明两朝多发生成规模、系统性的官员贪赃案件。

       笔者认为,历朝中宋朝对官员贪污定罪最轻但官僚群体贪赃反而不严重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

       1、制度管理

       宋代政治制度的建构原则总的来说是不断地进行分权,实现权力制衡。因此在宋朝出现了一个官职多个官员,或者机构职能重叠的状况,后世一直诟病的宋朝冗官便是源于此。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虽然过度的分权与权力细化存在弊端,但宋朝也是在这一大原则下建立了一个严密的官员和财政管理制度。

       其他朝代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体性贪污案件无非是因为官僚们互相之间产生了密切联系,或是同乡、或是同事,又或是姻亲等等。而宋朝对官员管理细密的制度恰恰大大减少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如宋朝严格的执行了官员“回避政策”,并且除了避亲避嫌之外,宋朝还频繁的对官员进行调动,严禁地方长官在执政地区买房置地、蓄积私财,这有效的预防了某一官员因在某地长时间任职而形成贪腐小圈子。

       就监察制度而言,宋朝在地方上设通判一职来监视知州,并且规定知州不得弹劾通判,所以宋朝时有的通判就常对知州讲:“我是郡监,朝廷使我监汝!”。为了防止二人联合贪腐,宋朝又规定地方机构中的四监司(转运司、提点刑狱司、安抚使司、提举常平司)再进行互相监察。

       在中央则有独立于行政体系之外的台谏制度,台为御史台,谏为谏院,这两个机构共同承担起监察权并与行政权相对立,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宋仁宗时有个茶商亏空了国家财产四十万缗,盐铁判官李虞卿极力追查,商人在紧急之下贿赂当时的宰相梁适,使得李虞卿被调离了岗位。此事传出些风声后,“御史马遵、吴中复极论其贪黩怙权”,于是梁适被罢职。

       2、舆论压制

       宋代重文轻武,厚待文官,因此被有些人称作文人士大夫的“天堂”。但就是在这样一个“天堂”中,有贪污记录的官员和没有违法的普通官员所受到的待遇是不一样的,甚至有些政策专门给违法的官员“打标签”,让他们“受歧视”。如按照宋朝的制度和规定,官员们的儿子可以不参加科考而靠自己父辈的官职品级受到恩荫而当官,但贪赃的官员除外。又比如,普通官员退休后还可以享受在职时一半的俸禄作为“退休金”,不过也是贪赃者除外。

       对于大多数文人士大夫而言最在乎的莫过于脸面,尤其是在两宋时期理学的影响下,士大夫群体更加看重个人在社会上的道德表现。但按照宋朝的制度,官僚群体被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通过科举考试当官的,其次是通过恩荫做官的,最后是有贪污记录的。三个小群体在官职晋升上区别很大,但区别最大、给贪赃官员带来心理压力最大的莫过于在官职名称上给他们打的标签。

       宋制,有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官名前加“左”字,非科举出身的加“右”字,而贪污犯则什么都不加。在这种情况下,“打标签”给贪污官员带来的影响也许可以和现在的“社会性死亡”相提并论了。因此在宋真宗时曾有这样一段记录。真宗皇帝认为当时对贪官污吏的惩治过轻,但宰相王旦却告诉真宗“今品官犯赃,千钱以上,皆配隶衙前,终身不齿善良(终身道德上不被认可),为辱极矣。”

       3、有选择的提高待遇

       高薪不一定能够百分百的“养廉”,但待遇过低肯定会出一大群贪官。典型的如前文所述的明太祖高压反腐,朱元璋为了反腐而推出的惩罚措施不可为不严酷,但明初官僚在过低俸禄的现实下仍明知故犯,不管怎么惩戒都难以根治。而宋朝在官僚俸禄待遇上则并没有简单地选择“高薪”或是“低薪”,而是有选择的通过多种方式提高了官员待遇。

       首先,如前文所述,宋代出现了一职多官的冗官现象,即几名品级相等的官员中,可能只有一名手中掌握正式职权。因此宋朝有职位的官员的俸禄高于没有职位官员的俸禄,这样有选择的提高手中有权容易产生贪腐的官员的待遇,一定程度可以减轻有职位官员贪腐的风险。

       其次,宋朝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制定了统一的财务管理制度,中央和地方因公务产生的接待、交通费用都严格的按照相关规定记录和报销,否则就要追究有关官员。

       最后,除了俸禄之外,宋朝每逢大庆典或祭祀,还要给官员们颁发例赐,即津贴补助。对于一些边远地区的如县主簿、县尉等基层官员,宋廷甚至直接发给粮食津贴以提高其待遇。总的来看,相对优越的生活待遇对于减少腐败是可以发挥出一定作用的。

       综上所述,严密的制度、以打标签和区别对待为代表的舆论压制以及有选择的提高待遇使得尽管宋朝对贪赃官员定罪惩罚较轻,但有宋一代整体而言官僚群体贪赃的程度却并不太高,很少出现成规模的、成系统的重大贪腐案件。而就当今来说,宋代反腐的一些措施仍有可借鉴之处。

       好了,今天关于“贪官污吏”的话题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的讲解对“贪官污吏”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并且能够在今后的生活中更好地运用所学知识。